孔建国

“不干了!”

孔建国两指夹着一支快燃尽的烟,心里狠狠地冒出这句话。烟头的灰已经积了老长,孔建国也没心思去掸掉它。他使劲吸了一口,两颊深陷下去,本就瘦削的脸,显得更加苍凉。烟头使劲红亮了下,接着飘出一缕青烟,青烟缓缓上浮,弯弯曲曲地飘过孔建国空洞的眼睛和凝重的眉毛。

七月末的一个早晨,孔建国坐在村北头,自家门前胡同口的长凉椅上,怔怔地发呆。他刚从面粉厂干完活儿回来,就着辣椒酱啃了个馒头、喝了口水之后,坐下来,歇会儿。他的钢刷一般直挺的头发上、有不少皱纹的额头上、淡淡的眉毛上、瘦削的脸颊上、稀疏的胡子上、光着的膀子上、灰色的大裤衩上,满是灰白的面粉。

他吐出一股灰烟,轻轻地弹掉烟头,然后右腿翘在左腿上,双手抱着右腿膝盖,眼睛看着前面,又怔住了。他前面是村北头新铺的水泥路,路面上满是铺路时留下的灰土。路的对面,是几排笔直高耸的白杨树,翠绿的叶子长得很密实,有个吊床挂在里面。再往远处,是一片农田,有未长成的低矮的玉米,有黄瓜秧、青椒秧、西红柿秧,一排一排,整整齐齐。

孔建国看着这微凉的清晨中的一切,心思郁结。这会儿,他已经干了四五个小时的活儿了,十几年来,基本每天如此。他凌晨一点,便到离家不远处的面粉厂干活。之所以凌晨干活,是因为凌晨的电,比白天要便宜很多。

那是孔建国亲哥的面粉厂,厂里只有他一个工人,什么活儿都是孔建国的。凌晨,孔建国会把前一天收的小麦,磨成面粉和麸。麸是小麦的皮,可以用来喂牲口或家禽。孔建国要把装在编织袋或麻袋里的小麦,背到磨面粉的机器旁,然后扛起袋子,将小麦倒进机器入口。磨出的面粉和麸要用袋子接着,面粉用短小的白色细布袋,麸则用细长的土黄色麻布袋。然后,孔建国要将它们一袋一袋地,搬到存放点。十来米高的磨面粉机,有着巨大的铁皮筒、巨大的电动机、巨大的皮带,像个钢铁怪兽,轰隆隆地发出巨大的声响,不停地吞噬着小麦,然后吐出面粉和麸。粗大的排气筒伸出圆拱形的房顶,像伸出潜艇的潜望镜,不停地快速旋转,将小麦里的灰土、砂石排出厂房,伴随着巨大的呼呼声响,那声响,离着老远就能听到。

夏天热的时候,孔建国便光着脚、膀子,肩膀被麻袋磨得疼了,便垫上一个灰黑的破工作服。他就这样在高大的厂房里,从凌晨一点一直干到五六点,永远低着头,永远闭着嘴,默不作声地干活,因为没人和他说话,谁会在凌晨去面粉厂呢?

东边的不远处是绵延起伏的山脉,那是太行山的最南端,橙红色的太阳从山脉上方慢慢升起,凉意渐渐被阳光驱逐。村北头的水泥路上,行人渐渐多了起来,大都是赶着去厂里上班的人。距离远的骑电动车、自行车,距离近的便步行上班。骑车的女人们头上带着遮阳帽、身前搭着挡风的旧衣服,男人们则不需要这些东西,带上自己的胳膊腿儿就行了。

人们路过孔建国家门前的胡同口时,孔建国会扯着嗓子嚷一声,和他们打招呼:“长江,上班啊!”

“奥!”人们一般会这样简单地回应,然后接着赶路,或者加上一句:“凉快嘞,建国。”

整个村子都活跃了起来,人们开始从家里出来,遛弯儿的、吃早饭的、干农活的。孔建国又点了支烟,默默地抽了起来。他烟瘾很大,一天能抽小两包。不过好烟自然是舍不得买的,但就算是最便宜的烟,孔建国还是心疼钱,但心疼也不行,还得抽!

“爸,走了。”孔建国的儿子骑着电动车出门了。儿子快三十了,还没有找对象。他在城南的离家30多公里的富士康上班,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。他并不喜欢做装配工,但又没有其它挣钱的门路,赋闲了很久之后,才很不情愿地找了这份工作。富士康招收了很多年轻人,是当地的一大经济支柱。孔建国还有一个女儿,比儿子小两岁,嫁给了同村的小学同学。孔建国的女婿在外打工,女儿就留守在村南头的婆家,开了个理发店。她手艺不精,生意不温不火,但总算能挣些生活费。

“慢点儿。”孔建国一边看着渐渐远去的儿子,一边说道。

“不干了!”孔建国又想。

孔建国觉得自己干得这么累,面粉厂里里外外什么活儿都是自己的,一年才给4000块钱,活多活少,都是这个数,死数!不划算!不能干了。

可是还能干点儿什么呢?孔建国将烟放进嘴里,吸了一口,想着。村里像他这个岁数的人,一般是在冶炼厂或者电瓶厂上班。冶炼厂在东边山脉的另一边,是冶炼铅、金、银的工厂。工人一般是做些运输铅块或者处理炉渣的工作,这种工作对体力要求极大,身体不够壮实的人,一般是吃不消的。另外,冶炼金属时排出的废气,让不少人因此中了毒,然后不得不花钱治病,在家休养,不仅钱没挣着,身体也损坏了。电瓶厂的工作倒是轻松一些,但同样对身体有害,不能长时间干下去。那么,还能去哪儿呢?孔建国努力地思考着。也许能到工厂里做个修理工?但自己没什么技术,修理工的岗位又不多。而且,即便是那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修理工岗位,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,得有点“门路”、有点“关系”才行。自己有什么门路,有什么关系呢?孔建国不由地怔住了。青烟慢慢漂浮,烟头的灰,又积了老长。

抽完了烟,孔建国双手叠放在脑袋后,躺在长凉椅上,眯上了眼睛。阳光照在他的太阳穴上,他感到隐隐的发热。

“建国,有人来换面了。”孔建国正迷糊着,听到有人喊他,激灵了一下。是哥在喊自己,他扭头,看到孔建民站在不远处的路口,摆了个手势。

“来了。”

孔建国默默地起身,趿拉着沾满了不知是灰尘还是面粉的蓝色旧拖鞋,呲啦呲啦地往公路边走去。他中等身材,有些偏瘦,但因为干的活多了,倒显出几分精壮。他哥,孔建民,倒是个大个子,而且生的有模有样,虽不白净,但五官端正、身材笔挺。孔建民梳着偏分,穿着蓝灰条纹短袖、灰色西裤、棕色镂空皮凉鞋。他的模样,不像是干粗活的,就算让他干,他也干不好,所以面粉厂里外的活儿,都是孔建国的。

面粉厂就在公路边上,往东走出村北头的水泥路,向南拐,几步路便到了。面粉厂的大门朝东,是两扇一层楼高的钢筋焊的大铁门,中间底端焊了两个大铁轮,方便铁门的开合。进门,首先看到的是一片长着杂草的空地。左拐,是一栋红砖外露的两层小楼,红漆的窗框,红漆的木门,那是孔建民夫妇住的地方。大门右手边靠里一些,是放着一架小钢磨的一间小屋。往里,挨着小屋的,是很大的面粉存放间。正对着大门,空地的另一头,便是磨面粉的厂房了。那很长的一排厂房该有十来米高,红色的高大砖墙、灰色的拱形房顶。厂房中央的房顶上,伸出那个“潜望镜”,这会儿磨面粉机没有运转,它便像个挺拔的哨兵,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

孔建国看到他哥左拐进了屋子,便低头,独自朝着面粉存放间走去。面粉存放间那两扇掉了漆的红色木门朝里开着,里面传出两个妇女尖声说笑的声音。孔建国刚进门,便开玩笑地嚷道:“桂花,这么早就来换面啦!”

破旧掉漆的红色长方桌子旁,孔建国的嫂子和来换面的李桂花正说着话。孔建国的嫂子是个瘦高挑儿,她穿着浅红色带白色小碎花的涤纶短袖,黑色的窄脚七分裤,脚上是红色的拖鞋,看起来干净利落。她的嗓音带着点沙哑,但声音不小。看到孔建国进门,她扭头笑着说道:“建国,先把桂花的小麦称一下。”

“中。”孔建国应道。

“娘噫,建国,这么早就光着膀子,不冷啊?”桂花打趣道。

“我都干了一早上的活了,还热嘞。”孔建国一边搬起编织袋装着的小麦,一边嚷道。

面粉厂的小麦来源有两个,一是附近村民用来换取面粉的小麦,一是直接从粮贩手里购买的小麦。小麦换面粉的比例会随着小麦和面粉的价格波动而随时发生变化,所以同样斤两的小麦在不同的时间点,能换取的面粉数量是不同的。孔建民夫妇常在小麦价高的时候,以各种理由拒收小麦,以便将来以低价收购;而在面粉价低的时候,他们又找借口尽量少卖面粉,以便将来以高价卖出。村里人渐渐地看清楚了孔建民夫妇的小聪明、小算计,但因为附近就这么一家面粉厂,有时候急着用面的人家,还是会到面粉厂换面粉或买面粉。表面上,人们都跟孔建民夫妇和和气气的,但私底下,却非常地不待见他们。因为垄断,面粉厂本可以发展得更好,但因为孔建民夫妇的小聪明,却维持得很艰难。于是,孔建民夫妇便更依赖他们的那点小聪明、小算计了,总在想着法儿地占大家的便宜。

“整八十斤。”孔建国称了小麦,说道。

“现在是七五算。”孔建国的嫂子说。所谓七五算,是指小麦换取面粉的比例,一百斤的小麦,可以换取七十五斤的面粉,另外会搭一些麸。至于搭多少的麸,得看小麦的质量和孔建国嫂子的判断了,她自然是希望搭的越少越好。

“娘噫,桂花,这小麦里,小石子儿可有点多啊。”她会这样说。

“娘噫,这还多呀?”张桂花说。

“少搭点麸吧,十五斤。”

“再多给点吧。”

“娘噫,真不能了,现在面粉贵,我这里也艰难。”孔建国的嫂子一边笑着,一边显出极为难的样子。

“再多点吧。”张桂花咧开嘴笑了,也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。

“那多加一斤吧。”

“娘噫,中,中。”张桂花没了奈何,只好答应了。她知道,要从孔建国嫂子的手里抠出一点儿粮食,得有多艰难。“加工费还是五块吧?”

“还是五块。建国,去取一袋面,再取十六斤麸。”孔建国的嫂子一边记着账,一边对站在一旁的孔建国说道。

“中。”孔建国一边应道,一边往房间的另一头走去。

面粉存房间很大,一面墙上堆满了白色细布袋装的面粉。取高处的面粉时,孔建国要搬来梯子,爬上去,将一袋面粉背下来。他右肩扛着面粉袋,右手抓着袋子一角,左手撑着腰,身体向左倾,快步走到桌子边上的大磅秤旁,然后弯腰,将那袋面粉卸在磅秤上。孔建国将磅秤的游标调到七十五斤,然后取来一个空袋子,开始一瓢一瓢地把面粉从磅秤上的面粉袋,舀到空面粉袋,直到磅秤上的面粉达到设定的斤数。整个过程中,张桂花一直在旁边看着。接着,他又取了一个编织袋,到存麸的地方,从一个敞口的大麻袋里,舀了十六斤的麸过来。

孔建国将面粉和麸搬到张桂花的自行车后座上,说:“中了!”

“中,那走了啊。”张桂花说着,便蹬起自行车的脚撑,一手扶着车把,一手扶着面粉和麸,走了。

“慢点儿啊,桂花。建国,我做早饭去了,你就在厂里吧,一会儿来换面的人就多了。”孔建国的嫂子一边走,一边笑着说道。

“中。”

上午又来了几个换面粉的,搬粮食、称粮食的活儿是孔建国的,但记账要孔建国的嫂子来,孔建民则一上午不见个人影,不知道去了哪里,仿佛这个人不存在似得。

快到中午12点时,孔建国锁了面粉存放间的门,回家去了。

正午的阳光是刺眼的白,从偶有一丝白云的湛蓝的天上,到绵延向北的蓝灰色的柏油马路上,拉下一张白色的大幕,照得人头昏脑涨。没走几步,孔建国泛红的背上,便隐隐地刺痛。偶有一丝风飘过,轻轻地摇摆白杨树泛着光的绿叶,又将热气扑到人的脸上,更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孔建国回到家,打开红色的铁门,右拐进入厨房,打算弄点吃的。他没打算做什么像样的饭,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孔建国的老婆死了一年多了,前一年,也就是2011年的春节自杀的。他老婆得了类风湿很多年,吃了不少激素类的药,浑身都变了形,脸肿的很大,手指关节像枯死的树根,而且因为腿脚的浮肿变形和疼痛,无法下地走路,只得终日坐在轮椅上。她因为身体的疼痛和痊愈的无望而觉得心灰意懒,在大年初二,选择喝下一大瓶农药,死在了厕所里。红火的春节变成了悲伤的白色。孔建国在老婆的葬礼上,欲哭无泪,始终低着头、抿着嘴,雕塑一般的脸显得比平时更加瘦削。

所以,有馒头,有辣椒酱,就够了,再烧一壶水,又是一顿。或者,水也不必烧了,早上的开水还在,凉白开,解渴,正好。

吃了午饭,孔建国想躺下歇会儿。但屋里太热,又不舍得开风扇,于是他便到水泥路对面的白杨树林里,在吊床上躺下了。

孔建国仰面躺着,双手叠放在脑袋后,双腿交叉,翘起灰黑的一只脚。白杨树的叶子像无数个绿色的小镜子,在热辣惨白的阳光下懒散地摇摆着,发出轻柔的沙沙声。树荫之外,白亮的阳光覆盖着一切。

孔建国换了个姿势,向左扭了扭头,看着水泥路对面的家,觉得心理踏实了不少。

孔建国的房子是两层的小楼,浅灰色的水泥墙面,深灰色瓦片覆盖的屋顶,红漆的大铁门,门两侧贴着大块的红色方形瓷片,大门上方是石匾,匾上刻了四个大字“幸福美满”。房子是几年前才盖成的,那之前,孔家国一家住在村西的一处土坯房里。那一片多是土坯的老房子,村民们都相继搬离了那里,孔建国是最晚搬出来的几家之一。新房花费了孔建国不少的心血,他借了几万块钱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。盖房子时,孔建国忙前忙后,平整地面,搬运打地基用的石头,搬砖,洇砖,洇墙,甚至砌墙,只要自己能干的,尽量不请人,这样便能节省一些费用。房子的大门是孔建国设计的,房顶两端用来避雷的石砖也是孔建国自己选的,别人家的是龙头,孔建国选的是两只别致的鸟儿,为此,孔建国很是得意。盖新房,在孔建国的一生中,算是一件大事。有了新房,孔建国便觉得心里踏实,虽说欠了债,但不管怎样,新房总算有了。

但孔建国的得意,并没有因为有了新房而持续多久。老婆得病,又让孔建国费了不少心力,花了不少的钱。老婆的病要花钱,借的债要还钱,儿子该娶老婆了,将来还得花不少的钱,可是,钱从哪儿来呢?现在,老婆死了,孔建国少了些负担,可是这种负担的减轻,让孔建国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不能干了。”孔建国又想,可是,还能干什么呢?

在沙沙的树叶声响中,在舒适的绿荫中,孔建国一边想着,一边渐渐地睡着了。

中午最热的两三个小时,人们都躲在家里,所以路上是没什么人的,整个村子都处于火热的死寂之中。

“建国,建国,建国。”孔建国在朦胧中觉得有人在喊他,他慢慢地睁开眼睛,吧唧了两下嘴,扭头,看到树荫外骑在三轮车上的杨德昌。“建国,我弄了点茭茭,给我磨一下。”杨德昌是养羊的,他磨玉米是为了给羊做饲料。杨德昌长了张好说的嘴,像他养的羊一样,咩咩地叫个不停。

“建国,建国,三点多了,还睡嘞?”杨德昌又嚷到。

孔建国长长地伸了个懒腰,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,又吧唧了下嘴,慢慢地翻身起来,腿伸到吊床外坐着。“老德昌,这么热的天,不在家凉快,跑出来干啥?”孔建国嚷嚷道。

“天再热也得干活啊。”

“娘噫,干——活——,啊——”孔建国边打着哈欠,边说道:“走,给你磨茭茭。”

杨德昌骑着三轮车,往面粉厂的方向去了,小车斗里有一编织袋的玉米。三轮车慢悠悠地嘎吱嘎吱地响,孔建国有气无力地呲啦呲啦地跟着。

白天是不开厂房里的磨面粉机的,大门右手边靠里一些的小屋里,有一架小钢磨,专门用来零星地磨一些粮食,赚一些加工费。

孔建国帮杨德昌将玉米卸到小屋里,然后向上拨起砖墙上布满灰尘的老旧电闸,于是机器便轰轰地运转起来。孔建国慢慢地将玉米倒入钢磨的入口,伴随着飞出的尘土和呲啷呲啷的巨大而尖利的声响,金黄的玉米,变成了黄白相间的碎末,从钢磨的出口,倾泻到地面上张开大口的编织袋里。

“建国,你兄弟现在一年给你多少钱,还是四千?”杨德昌背着手,把脸凑近孔建国,带着狡黠的表情问道,机器的声音太吵,所以他并没有刻意地压低声音。

“奥,还是一年四千。”孔建国没有回头,仍旧低头扶着编织袋,说道。

“娘噫,一年四千,真的不多啊。”杨德昌拧着眉头,用遗憾的口吻说道。

“没办法。”

“现在工厂里最起码都得一两千啦,多的能有三千多一个月。”

“没办法,我不干,谁来干?”孔建国仍旧低着头。

“娘噫,没办法。”杨德昌叹了口气。

磨完,扎好,搬上小车斗,杨德昌嘎吱嘎吱地出了面粉厂的大门。灰头土脸的孔建国叹了口气,在厂房前的一个竹靠椅上坐下了。厂房高大,朝东,遮蔽了下午的阳光,而且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梧桐树,也提供了不少阴凉。

孔建国就那么瘫在椅子上,等着时间慢慢地过去。阳光从院子中央,慢慢前移到了大门,又移过门前的柏油马路。

“建国,回吧。”孔建国的嫂子从院子另一头的厨房里探出脑袋,喊道。

孔建国正耷拉着脑袋坐在靠椅上,迷迷糊糊地浅睡着。他下午又帮人磨了一次粮食后,便一直坐在靠椅上乘凉。听到嫂子的喊声,他醒了过来,应了声,接着,慢悠悠地回家去了。刚到厂门口,孔建民沿着马路从南边回来了。“回了啊。”孔建民喊道。孔建国应了声,便扭头走了。

夕阳挂在村西的巍峨耸立的山头上,不情愿地探着脑袋,不肯收起自己的光芒。打北面狭长山谷里吹出的凉风,轻抚着农田里绿油油的庄稼,又将白杨树上的绿叶吹拂得哗哗作响。工人们渐渐地从厂里回来了,迎着夕阳的余晖和习习的凉风,将一天的疲惫卸下。人们都从家里出来,或坐在树林旁的小板凳上,或坐在胡同口的大石墩上,三三两两地闲聊,享受着山风带去夏暑的快感。

“怀全,出来凉快了啊。”孔建国走到水泥路的路口,见到李怀全披着衣服、拄着双拐从胡同里出来,便招呼道。

“啊,出来透透气。”

“腿咋样啦?”

“好一些了,拄着拐杖能下地了。”

“娘噫,中,慢慢来。官司咋样啦?”

“官司不好打啊,厂里死赖着不认。”

“不好弄啊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回了啊。”

“啊,回了。”孔建国摆摆手。

孔建国的儿子在回来的路上,已经在村里的小饭馆吃过了,于是晚饭,还是孔建国一个人吃。孔建国和面、揉面、擀面,然后胡乱地扯出一些面片儿,丢到锅里煮了。等煮熟了,他便盛了一大碗白面片儿,蹲在小树林旁,就着大蒜和辣椒酱,呲溜呲溜地吃了起来。天慢慢黑了下来,热气被山风吹去了不少,孔建国一边吃着,一边和旁人闲聊。

天黑透之后,人们渐渐地回家去了,孔建国又在树林旁蹲了一会儿,也回到家,打算睡了。

孔建国光着身子,平躺在铺了凉席的床上,双手枕在脑袋后,眼睛盯着屋顶,淡淡地想:“不能再干了啊……”

他翻了个身,蜷起腿,侧躺着,闭上了眼睛。

凌晨不到一点,孔建国在黑夜中坐起来,怔了一会儿,然后摸索着穿上大裤衩,趿拉着拖鞋,出门去了。

秋天的时候,面粉厂倒闭了。

“哥,你看,今年的钱,你给我一半就行了。”孔建国坐在一把木靠椅上,对面坐着的是孔建民夫妇。

“娘噫,建国,真是没钱啊。”孔建国的嫂子说,“村里面好多人的钱还欠着嘞。”

“娘噫,我这里也真是难过,手头真是没啥钱了啊。”

“都是一家人,我们也知道你难过,不过真是没有啊。”

孔建民弯着腰,在一旁抽着烟,一直不吭声。孔建国双手交差,搂着右腿膝盖,满面忧愁地看着地面,也不说话了。三个人于是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
“丽花,去给建国取五百块钱。”孔建民抽完了一支烟,又拿出另一只烟的时候说道。

“娘噫,家里面哪有钱呀。”

“哎呀,去取!”孔建民显得有些不耐烦。

孔建国的嫂子不情愿地进了里屋,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来。她一边走着,一边说道:“娘噫,家里面就三百块钱,你先拿着吧,建国。”

“娘噫……”孔建国一手去接那三百块钱,脸上仍然愁眉不展的。三百块钱!能花几天?不过,孔建国可以花的极其地省,三百块钱,确实够花好一阵子了。

“哥,你打算干点啥?”

孔建民仍默默地抽着烟,好一会儿才才从肚子里挤出几个字:“喂兔吧。”

“喂兔啊?”

“啊。”

“兔可不是好喂的啊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娘噫……”

孔建民的面粉厂本是可以做好的,但因为他们夫妇的心机、懒散,还是倒闭了。孔建民不得不另谋生路,孔建国也算是失业了。不过,孔建国的失业并不完全是坏事,反倒像是一种解脱,因为他再不需要看在兄弟的情分上,拿着极低的工资为别人卖命了。

冬天的时候,孔建国还真找着了一个修理工的工作,是在镇里的冶炼厂。他是托了曲里拐弯儿的关系才找到的这个工作。于是孔建国也过上了按时上下班的生活。修理工的活儿不算累,也不忙,还有人可以聊聊天儿,工资一个月1500块。孔建国对新工作很满意,心情舒畅了不少。虽然孔建国还有着丧偶带来的苦闷,以及对于儿子成家的忧虑,但一时的改变,总能让人从生活的愁苦和对未来的担忧中暂时解脱出来,他只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不过,他仍然时常回想起以前的日子,十几年呐,都耗在了面粉厂里。睡不好觉,干得又累,钱也没挣着。算啦,都过去啦。“最起码时间自由”,他会这样安慰自己。确实,他有时候还会怀念在杨树林里一觉睡到下午三点,或是在厂房前的阴凉里打盹儿的日子。不过,还是那句话,都过去啦。得向前看,不是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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